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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新阶段新发展，新实践新课题。浙江卫视《今日评说》共话“10大新课题”系列访谈节目今天推出第三期，聚焦：省域治理“四梁八柱”制度基本成型后，如何加快从“事”到“制”和“治”的转变，用制度固化优势并转化为治理效能？
节目嘉宾：
郁建兴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王诗宗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对浙江来说 省域治理的“四梁八柱”制度是什么？
郁建兴：“四梁八柱”就是指省域治理中的一些重要制度安排的框架。在中共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决议里面已经做了比较清晰的表达，它包括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现代法治体系、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保障体系。浙江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基本成型，接下去就要花比较大的功夫，固化这些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王诗宗：正如郁校长所说的，“四梁八柱”是一个基本的框架。整个框架有了，我们就可以添砖加瓦，在其中加入丰富的具体的制度内容。例如在社会治理领域，浙江既有平安建设的杰出成就，又有基层的广泛参与，既有高效运行的政府，又有丰富的社会活力。在“四梁八柱”规定的空间之下，实践将受到制度的引领，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
二、“事”“制”“治”指的是什么？转变过程是什么？
郁建兴：我理解“事”是指一项一项具体的改革创新，而制度的“制”就是不断地把改革创新带来的优势固化，变成一个制度，然后又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去引领具体的实践活动，这样就能够实现治理的“治”。对于治理的“治”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在党的文件和袁家军书记的报告里面都讲到了是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如果进一步解读，那就是指治理目标的实现，如果更具体点说，就是习总书记讲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工作的奋斗目标。所以要更好的来实现来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王诗宗：这里要注意治理效能跟效率的区别。效率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但事情本身的好坏我们是不论的。而效能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要达到好的效果，当然是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感高度关联的。刚才郁校长提到的各种改革事项，这当然是“事”，但这些改革事项其实针对的是更加具体的公共事务。政府面临着复杂的公共事务，如果缺乏制度化，尽管我们有组织优势、领导优势，但也有可能在办这些事情的时候，造成资源错配、低效。因此我们要耐心地去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这个制度框架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段，可能要有不同的设计。有的领域政府要亲身介入，有的领域政府要做好资源保障，有的领域要做好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等等。
郁建兴：把制度的“制”跟治理的“治”的转变，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疫表彰大会上所讲的，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我们党的领导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些制度优势就转化为了治理效能，因此我们取得了抗疫的战略性的成果。
三、用制度固化优势并转化为治理效能 浙江如何破题？
郁建兴：在社会治理领域，如果把社会治理不仅仅理解为只是治理社会的话，社会治理体系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比如说“枫桥经验”如何与时俱进？要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缴，这种否定性的反向的目标，转化为能够更加具有生机活力的这样的目标。发源于桐乡市，现在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都在开展的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建设，就强调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把社会治理从治理社会，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和政府共同治理，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的有效的自治，那就是我们接下去要做的重要的工作。
再比如说“整体智治”，复旦大学发布的 “2020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浙江在全国排名第一，但仍然有很多可以进一步地完善的地方。比如说政府“智治”是有边界的，产权问题、交易问题，公民的自由和隐私的问题。新加坡有一位重要的城市治理专家说，我们今天需要有技术专家的“脑”、公共政策学者的“心”和人文学者的“眼”，也就是说不能够把智慧治理仅仅理解为是一种技术治理，它还需要有公共政策的关怀。
王诗宗：一方面在省域治理的“四梁八柱”之下，制度设计应该更加宽容、鼓励创新，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设置先进的创新内容的扩散机制，使得它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例如浙江现在的物业联盟、红色物业，试图破解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几张皮”的问题；再例如在“四下沉”的前提下，有些地方又在创新建立社会治理的片区工作站，使得民众的意图、社会的状况，进行更有效的双向的传递，更容易实现共建、共治 、共享的目标。这些创新都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它都来自于基层的有自主性的实践，这种经验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将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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